1、如何能结合所了解的法律常识来评论当年“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全
　 面内战”的种种现象？

答：当时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些都是“人治”重于“法治”，而“人治”又陷于“一言堂”状态的祸害。

2、“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且被迫害致死。
　（1）这一冤假错案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启示是什么？
　（2）要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应该怎样做？

答：（1）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2）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例如，健全领导干部选拔制度，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强普法教育，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素质等等。

3、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主要责任在于他。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你怎么看待毛泽东一生的功劳和过失呢？

答：毛泽东对“文革”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因为那时他是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嘛！但是毛泽东有过也有功，而且功大于过。关于他的功劳，主要是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且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做出了许多贡献等等。这些在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已经叙述得很清楚，我就不再多费口舌了。今天主要从思想文化方面谈谈他的过失。
　　在“文革”中，毛泽东赋予了“造反”概念极其丰富的内涵，它几乎可以涵盖打破现存秩序，建设“新人新世界”的全部社会实践。从文化层面来讲，“造反”就是要彻底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沿续了几千年的正统文化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晚年的文化实践的确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推向了极端。晚年毛泽东文化实践的基本取向就是要彻底打破沿续了几千年的正统文化观念，完成对传统文化秩序的革命性变革。
　　一般地讲，敢于打破传统偏见的束缚，以批判的眼光清理和总结文化历史遗产，运用新的思想资源重建文化传统，这并没有什么错。事实上每一代人都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
　　问题在于，晚年毛泽东在文化实践上的标新立异和反潮流，往往脱离了理性的规制，因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儒家思想一味地挖苦、攻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其所蕴含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内涵的漠视；而对法家思想的片面颂扬，又很难避免将法家思想中极具负面效应的内容带入现实的文化实践，种下种种文化和政治的恶果。
　　本来，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持有相当客观、公允的态度。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他就曾说过，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可是到了“文革”期间，毛泽东却偏离了自己倡导的历史主义态度，对儒家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因而，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文化革命，最终必然只能走向为反传统而反传统，为立异而立异，为破而破。结果是，旧的文化传统解体了，新的传统却并没有随之建立起来，文化的革命却造成了文化的浩劫。